近期“医药反腐”战役打响后,儿童药和慢病药公司一品红(300723)(300723.SZ)因其领跌A股一众医药企业而受到极大关注。
曾否认商业行贿
资料显示,一品红聚焦于儿童药、慢病药及生物疫苗领域,拥有自研和代理的多类药品种类。截至去年年报,公司共有173个药品注册批件,其中国家医保品种72个、国家基药品种24个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1个。
(相关资料图)
在本轮医药反腐风暴之中,一品红近两周股价分别下跌10.91%和16.54%。
公司原本的收入结构就体现出重销售的特点,因而受到了市场的重点关注。
财报显示,公司2022年儿童药品收入13.13亿元,慢性病7.89亿元,加之部分代理收入,总计收入22.80亿元。利润构成上,公司儿童药、慢病药毛利率分别为88.52%和89.57%。同时销售费用去年达到12.49亿元。
过去三个完整报告期中,公司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达到54.83%、54.77%、55.69%,销售毛利率则分别达到86.83%,86.85%以及97.28%,销售占比之高在A股同业药企中也名列前茅。
事实上,公司销售占比较高的情况并非一蹴而就。2017年及之前,公司销售收入占比常年维持在三成左右,但2018年开始上浮,直至2019年开始销售收入占比提升至五成以上并维持稳定。
在这背后发生了什么?
记者发现,在此前公司的可转债再融资发行审核时期,公司曾就学术推广是否涉嫌商业行贿进行过解释,并透露了自身销售费用逐渐上升的内因。
在一份深交所针对公司销售营收占比提升的问询函中,一品红公司提到,2016年开始,公司的销售模式开始从招商代理模式转移至学术推广模式。在学术推广模式下,公司的客户为配送商,由公司自行通过学术推广活动进行市场开拓。学术推广合作方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开展客户医生或专家拜访活动,学术会议及推广活动、医药市场调研、各类医院档案管理等活动,但前述活动均不包括通过商业贿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情形。“两票制”后,药品价格被“学术推广”推高
对于学术推广逐渐占据主流的原因,一品红也进行了解释:“两票制实施之后,发行人代理业务的规模及占比逐渐下降,自有产品销售规模和占比明显上升;学术推广模式占比提高,产品销售价格及销售费用均有所提高。”
所谓“两票制”,即原先医药药品在层层代理中开出多张发票,但在“两票制”下,药品从制造商到终端只能开立两张发票,即代理商一张,医疗机构一张。
来源:一品红可转债发行审核问询回复
在这样的模式下,代理商层层提价的空间自然减少,但与此同时在销售需求推动的情况下,销售模式自然会向公关医院或者医生的方向去推动。
比如,一品红公司指出,在代理模式下,“药品代理商”为公司委托的市场推广主体。但在学术推广模式下,公司的所谓“自行学术推广”仍然是依托学术推广服务商来推动。“代理商”与“学术推广服务商”变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。
在前述转债问询函中,一品红公司坦承,两票制实施之后,公司加大了学术推广模式拓展的拓展力度,由学术推广模式业务导入的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,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、2020年1-6月占比分别为61.78%、79.68%、96.75%、96.31%。
而在这种情况下,学术推广模式也推高了药品的价格,公司表示,公司承担学术推广费用,销售费用较高,相应产品售价也较代理模式高,两票制对相关产品销售的成本费用结构造成影响。
有业内人士表示,“两票制”前,药品价格以底价销售,层层代理“盘剥”导致药价高昂,灰色利益链问题突出。“两票制”也最终起到了规范药品流通秩序,压缩流通环节,降低虚高药价的作用。
与此同时,“两票制”下仍然会滋生医药腐败问题,医生回扣未能根本性的减轻,药价依旧偏高,医药企业从“底价销售”变成“高开高返”,没有根本解决医药灰色利益链的问题。在药品“两票”流通之外,更多的代理商以“CSO”医药外包的名义直接参与学术推广活动,从流通商变为医药行业的公关公司,形成了更新的利益链条。
对此,有专家建议,针对“高开高返”,需对针对学术推广服务商的支付进行穿透式监管,同时确保药企在开立支付销售费用时,保障名目的真实可靠,并对合同履行实质进行审核,确保费用与服务之间的真实对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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